《新时代的台湾》:辜汪会谈

发布时间:2020-06-10 | 作者: | 来源:http://www.527msc.com/info_100285.html

《新时代的台湾》:辜汪会谈

书名:新时代的台湾──迈向正常国家之路作者:黄昆辉、邹景雯出版社:玉山社出版公司出版日期:2018年4月17日

《新时代的台湾》:辜汪会谈

1990年李登辉总统经国民大会投票当选总统后,决定推动两岸关係,双方透过不断的人员接触试探后,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,透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带话给李总统,表达了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提议。

李总统收到信函后,认为两岸领导人对谈的时机尚未成熟,应该由民间先进行商谈,在两会的系统下处理事务性问题,因此才有1993年的辜汪会谈,这是辜汪会谈的源起。

两岸初次破冰,政府高度谨慎,行政院为此组成专案研究小组,由副院长徐立德召集陆委会主委、副主委、海基会董事长、秘书长为基本成员,加上与讨论议题相关的部会,国安会与国安局也一同参加,经共同研究后,提出文书验证、挂号信件等讨论方案。

记得,当年反对党的监督非常严格,陈水扁委员对这次会谈就盯得很紧,在辜董事长等人出发之前,有天他在立法院质询时,特别把我请到行政院各部会首长备询席后面的休息室,表达民进党希望派人参加这次会谈,能够在场旁听的意愿。他特别询问我:是谁阻止他们一同前往的期待?我回答他:任何一个準备要谈判的团队,谁会希望有人在旁边监督他们?而且也不符合组建谈判队伍的常轨。民进党大概因而认为是辜董事长不同意他们随行。后来,民进党组团专程前往会场大门口示威,李总统事后曾经私下向李光耀表示:「当时如果换成本人,将是不得了的事情。」

1993年4月27日到29日,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与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,在新加坡正式举行两会成立后的首次会谈,双方并签署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等4项协议。

《新时代的台湾》:辜汪会谈

这次会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两岸交流所衍生的问题,两会4月上旬在北京举行预备性磋商时,达成会谈是民间性、事务性、经济性、功能性的共识。因此双方在会谈中既未準备讨论政治性议题,陆委会也从未考虑授权海基会与对方商谈政治性问题。

辜汪会谈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两会制度化协商管道;扫除民间交流中的障碍,以确保台湾民众的福祉与安全;并为两岸间理性、和平、对等、互惠的交流原则,开创先例。这三方面,都在会中达成了建设性的成果。

两会双方同意今后建立授权民间中介团体制度化联繫管道,定期商谈,其目的在解决事务性、经济性的问题,并不表示政府当时要加快大陆政策的步伐,也不表示即将进入国统纲领的中程阶段。当然更不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敌意已消,或是对台湾已具诚意与善意,政府此后的大陆政策仍要以前瞻、务实、主动、稳健的原则来推展。

但是,中共之所以同意举行「辜汪会谈」,其企图在于,先由民间团体海基会与海协会协商解决若干事务性议题,再儘速推动两岸高层接触和谈判。事务性协商因多次未能解决文书查证、挂号信件等问题时,终须由两岸两会负责人协商解决,方有所进展。这个动机是很清楚的。

在新加坡会谈期间,汪道涵不但频频进行两岸应儘早「三通」等政治性放话,会后,又写信给国内若干人士感谢他们对会谈的关切,希望加强对台湾内部的宣传效果,而且我们得到情报,汪道涵计画在五月下旬要前往美国、加拿大等华人较多的地方,说明中国大陆对这次会谈的观点。

所谓先讲先赢,第一印象最持久。为了避免国外侨学界受其引导,连战院长乃于5月10日,在行政院召集党政相关首长,对提前海外宣导一事交换意见。这次会议中,决定由我率同邱进益等前往美、加、日三国办理说明会,以掌握诠释主导权。

辜汪会谈若是第一战场,会后的宣达就是第二战场。

宣讲团于5月20日启程,6月4日返国,两週期间,一共举行了28场次的说明会。其中我参加了25场次,包括大型说明会8次,每次约4百人,正式记者会8次,非正式记者会多次,小型说明会9次,参与的侨学界人士达4000人次。

在华府期间,我特别与柯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会议亚洲处处长魏德曼(KentWiedmann),以及国务院东亚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汤森(PeterTomsen)等人会面,将政府的大陆政策及辜汪会谈的定位,以及未来两岸关係的看法,向他们做明确的说明。美方认为,两岸双方以务实的做法处理实际的问题,这就是「对台湾在国际环境中渐现的权利,予以政治上的承认。」

此外,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演讲会,出席者都是日本各界具影响力的人士,包括国会议员16人,各重要传播界、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界,都派代表出席,这在当时是首次有政府首长利用这里办理演讲会。就在同样这个地点,2天前中国外长钱其琛才在这里演说:「中华民国『窃取』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」。

针对辜汪会谈,他们当时最关注的问题,记得包括:走向国统纲领中程阶段的条件与时机为何?民进党在大陆政策制定过程中可扮演何种角色?台商在中国大陆间接投资保障问题何以未能达成协议?台商赴中国大陆间接投资是否会造成「以民逼官」的效果?会谈中,我方如何展现对等的地位?如何培养谈判的人才?中共如不遵守协议,我方如何处置?我方未来谈判的筹码为何?四项协议对何方较有利?等等。

这个过程让我观察到,当时台湾的驻外单位动员能力非常强,由组团到成行短短10天,就完成了安排;美日两国很重视台湾的政策走向,海外的中国大陆人士也关切两岸关係的发展,对辜汪会谈一再提问。本人就回答了195人所提的2百多个问题。可见辜汪会谈的重要定位。

然辜汪会谈只是开始,之后两岸与新加坡之间还有一连串的后续发展。